近日，云南大学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刘峰文博士等在国际考古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发表了题为“Deadwood gathering in the ghost group of East Asia for the adaptation to the forest environment during the late prehistoric: charcoal evidence from Xingyi site Southwestern China”的学术论文。该研究对云南滇中杞麓湖湖滨兴义遗址出土的木炭遗存进行系统的种属鉴定和显微结构分析，结合放射性碳十四测年与现代木材腐朽实验，从木材资源采集视角，揭示了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约5000-2000 BP）高原湖滨先民对森林环境的独特生态适应模式。
理解史前人类对森林环境的生态适应模式，是深入认识极端环境下文明演化进程、厘清人地关系演化规律的核心基础。云南滇中湖滨区域在不晚于5000年前已长期保持以针阔混交林为典型特征的稳定森林生态环境，同时这里也是中国西南古滇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但受限于该区域已报导的考古工作有限，森林环境背景下人类动态的生态适应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古滇文明演进的推动作用，至今仍缺乏清晰的学术认知。
图1 云南滇中杞麓湖湖滨兴义遗址概况
考古遗址出土的木炭遗存，是还原史前人类用火行为、木材资源利用活动的直接实物证据，对厘清森林环境背景下人类的生态适应过程、探讨该过程对文明演进的影响，具备不可替代的重要科学价值。然而，近十几年该领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人类木材资源利用的物种组成变化，对史前人类木材采集策略的形成逻辑与动态演变关注不足，进而限制了对森林环境背景下人类环境适应机制的深入探讨。本研究通过梳理兴义遗址已发表年代结果，结合古滇文化地层的碳化农作物直接测年，为完善该遗址的文化年代序列提供了新证据，即海东文化类型（4900-4000 BP）、兴义二期类型（3800-3200 BP）和古滇文化类型（3000-2500 BP）。
图2 兴义遗址海东、兴义二期、古滇等文化时期先民木材利用
兴义遗址木炭分析结果表明，自海东文化时期起，兴义先民便以利用松属木材为主；进入古滇文化时期后，松属木材的利用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占比相较前两个文化阶段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阔叶树种的利用呈现出种属逐渐丰富的趋势。对比杞麓湖、邻近星云湖的孢粉沉积记录可知，史前晚期滇中湖滨区域的松属森林并未发生退化，反而存在持续扩张的迹象。由此可见，该遗址先民对松属木材利用占比下降、对阔叶树种利用种属增加的变化，可能不是由生存环境变动驱动，而是人类主动选择的结果。
相比木材种属，兴义遗址先民更注重木材资源的物理状态选择。本研究针对杞麓湖、滇池周边的云南松、水杉等树种开展现代实验分析，结果显示：新鲜木材的腐烂指数普遍低于0.16；风干45天以上的新鲜木材，腐烂指数介于0.185至0.245之间；地表采集的云南松、水杉枯木，腐烂指数则落在0.279至0.376区间。对比兴义遗址木炭遗存腐烂程度分析进一步发现，三个文化时期松属木炭的腐烂指数均高于0.3，其中兴义二期文化阶段房址与火塘中出土的松属木炭，腐烂指数更是达到0.4以上。这一结果说明，兴义先民利用的松属木材，并非来自新鲜木材或风干的新鲜木材，而是主要来自地表采集的枯木。但值得注意的是，遗址出土松属木炭的腐烂指数在三个文化时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古滇文化时期尤为明显，暗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兴义先民对新鲜松属木材的利用量有增加趋势。
上述木材利用偏好与采集方式的转变，很可能与兴义先民的生计策略调整直接相关。海东文化时期，兴义先民以渔猎、狩猎、采集活动为主要生业，就近均匀采集地表枯木是获取自然资源成本最低的策略，这一策略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狩猎采集人群的木材利用模式基本一致。进入兴义二期文化阶段后，先民已经开始种植粟黍与水稻，但遗址中大量堆积的螺蛳壳表明，渔猎依然是先民适应环境的核心生计方式，因此兴义先民仍延续了就近均匀采集地表枯木获取木材的策略。到古滇文化时期，先民的农业种植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种植的农作物涵盖粟黍、水稻、小麦等多个品种。更值得关注的是，兴义遗址古滇文化层出土的社会生产生活工具数量，显著高于前两个文化阶段：这既说明该时期人类活动强度明显提升，也反映出遗址内部社会复杂化程度逐步加深。在这一背景下，先民对木材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增长，进而推动了木材利用种属的增加，以及新鲜木材利用比例的上升。该研究成果不仅为揭示史前人类对木材资源采集行为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间接验证了史前晚期杞麓湖流域人类社会的逐步复杂化进程，也为理解云南高原湖泊-森林复合环境背景下的人类生态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图3 云南松和水杉现代腐烂实验及其与兴义遗址松木木炭腐烂指数对比
云南大学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硕士生吴媚和博士生张迪涛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刘峰文助理研究员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忠华研究馆员为共同通讯作者。云南大学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张亮副研究员和硕士生赵晨涵、郭晓晴、陈璐，以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小瑞副研究馆员为论文的共同作者。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153）、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青年项目（202401AU070213）、云南省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筹）开放基金（2025YKL203）及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lzujbky-2022-kb04）的资助。
